农民增收问题研究(二)

农民增收为何如此之难？究竟是什么原因妨碍了农民富裕？弄清这个问题至关重要。它是农民开辟增收新途径，创造新财富的前提，也是政府采取增加农民收入政策措施的基础。

⒈日益加重的农民负担，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。

虽然，一直以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治理“三乱”、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。但现行农村统筹资金制度是乡镇政府以“三提五统”的收费的形式直接向农民收取，实质上是属于一种“一事一费一制”的筹资办法，本身就具有推动开征新费的机制。一事一费需要专款专用、收入与支出相适应，当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公共事务需要时，财政预算内资金没有力量供给，而新事务又非办不可时，就只好相应开征新的收费才能满足需要。加之收费又是由各部门自收自用，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和有效的监督机制，这样在部门利益驱动下，实际执行中就极易扩大收费项目，从而导致农民税费负担居高不下。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统计，仅中央一级机关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、基金、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，就有93项之多，涉及到24个国家部、委、办、局；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则多达269项，还有大量的无法统计的“搭车”收费。例如，有的地方，仅乡镇学校就增收有赞助费、辅导费、试卷费、资料费、扫帚费；仅喂猪一项就有生猪税、屠宰税、增值税、所得税和城建税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许多村镇不管你养不养猪，一律要按人头征收猪头税。

此外，农村基层行政机构的无度膨胀，人员冗余，也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。自全国农村撤消人民公社之后，接着就改制为61,766个拥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利益和相应的税收权利的乡镇政府。后来，这些农村基层政府的摊子越铺越大，但凡上面有的机构，下面也有，不仅先后建立起党委、政府、纪检、人大、政协、武装部六套班子，还相继产生了代表上级政府部门的“七所八站”，真所谓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。机构的膨胀伴随着就是乡镇行政人员的飙升。我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，1979年是279万人，1989年则上升为543万人；其中，当数县乡两级上升最快，几近失控！到了1997年，我国在编党政干部人数已达到800多万人，而增加的干部人数与同期国有企业下岗人数1,269,000人大体相当，与此同时县乡两级机构和人员的飙升更是空前的，而这所有人员都无一例外需要农民养活。是谁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？是谁消耗了农村改革的成果？——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。

⒉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，城乡分治拉大贫富差距。

国家现行的“三农”政策，大部分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推行工业化战略时期的政策精神。在制度安排上总的特征是，经济利益结构明显向工业和城市倾斜，即“城乡分治，一国两策”。

⑴就业制度偏斜。在推进工业化、城市化过程中，农民进城就业、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被阻塞，在制度上使农民与土地拴在一起，强制农民滞留农村。这种制度在事实上使农民失去了居住自由和择业自由，农村劳动力无法与城市工商资本结合。这种制度设计对城市居民有利，工业化创造的就业岗位被城里人"垄断"了，而农民只能靠种地养家糊口。

⑵产业制度偏斜。农民不仅无法进入城市就业，而且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就业岗位也不属于农民。在“国计民生”、“特殊物资”、“战略物资”等名义下，权力部门瓜分商业利益，形成部门割据、“地盘经济”。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和化肥等农资实行垄断性经营（特许经营），大量潜在就业岗位不属于农民。加入WTO后，各行业向国际看齐，提高“准入”门槛，可能对农民更不利，尤其是对西部不利。这样一套制度，限制了农民，抑制了农业，阻碍了农村工商业，负面影响极大。

⑶财富分配制度偏斜。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，农民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缘。城里人已经享受了医疗、养老、失业保险以及生活最低保障等“劳动与社会保障”好处，但农民尚不知劳动与社会保障为何物。在教育方面，农民额外负担义务教育费用。本来受教育的一方享有权利，政府是义务方，但在农村却反过来了，农民负载了义务，仅2001年农民支出乡村办学就达130亿元。在国家政策方面，农民从积极财政政策中得到的实惠少。近几年，国家在调整居民收入政策、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，对城镇居民采取增收措施较多而对增加农民收入措施较少。1999年至2000年，国家给公务员和国家事业单位人员加薪，提高城镇居民社会保障，城镇居民收入增加9.3%，而农民收入则仅增3.8%。国债项目也是城镇多，农村少，城乡收入比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已经超过3∶1。

“城乡分治，一国两策”给中国农民带来沉重负担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工农业产品交换的“剪刀差”。也就是说，工业品是被提高到脱离了本身的实际价值卖给农民的，而农民的农副产品又是被大大压低了本身的实际价值卖出的，这一切源于政府制度的偏斜，并通过国家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实现的。